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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禅对柳宗元的人生及其诗文的影响-勇 莲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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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1-15 09:58:23 |显示全部楼层
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他一生坎坷,在政治上因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而长期遭贬,因为受家庭影响及其人生遭遇,对于佛教有深厚和独特的见解与看法。在他的诗文中大多反映他的身世之怀和万物归寂的意境。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,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,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。魏庆之尝谓:“人生作诗不必多,只要远传。如柳子厚,能几首诗?万世不能磨灭。”(1)刘克庄亦称:“如柳子厚诗,……得一二首似之,足矣。”(2)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,生命力之久远。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,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、遭际阅历有关,同时,也不能不看到,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,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,也是一重要因素。本文主要追踪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,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,从而在思维方式、情感逻辑等方面探寻佛禅对其山水诗创作的直接、间接的影响,探讨其山水诗的意境、风格及其成因。
一、 一生坎坷近空门
    柳宗元(773~819年),字子厚,唐代河东(今山西省永济市)人,代宗大历八年(773年)出生于京城长安,宪宗元和十四年(819年)客死于柳州。一代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,享年不到50岁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。柳家与薛、裴两家被并称为“河东三著姓”。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,皆为朝廷大吏,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。入唐后,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,只高宗一朝,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。但到了永徽年间,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。到柳宗元出生时,其家族已衰落,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。其父柳镇,官秩一直很低。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,柳氏到他这一代,已经“五、六从以来,无为朝士者”。安史之乱,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。战乱中,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,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,逃到吴地。在南方,一度生计艰难,有时竟薪米无着。柳宗元正出生于“安史之乱”后,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。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,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,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,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。
    贞元九年(793年)春,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,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。贞元十二年(796年)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,算是步入官场,这一年,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。两年后,中博学宏词科,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,得以博览群书,开阔眼界,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,了解官场情况,并关心、参与政治。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,他便写了《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》,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,第二年写了《辩侵伐论》,表明坚持统一、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。
    贞元十七年(801年),柳宗元调为蓝田尉,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,时年31岁,与韩愈同官,官阶虽低,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,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,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,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,只有短短的几个月,随着唐顺宗李通退位及病逝,改革派纷纷落马,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。在永州任上,妻母先后亡故,后虽奉诏入京,旋复贬为更边远的柳州刺史。他自述云:“五年之间,四为大火所迫”,“抱非常之罪,居夷獠之乡”。
    柳宗元之母卢氏好佛,亲戚中也有多人奉佛,他自己也说:“吾自幼好佛,求其道,积三十年。”(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)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、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。(3)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,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,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、王羲之、习凿齿、谢灵运、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、释道安、慧远、慧休的关系,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“服勤圣人之教,尊礼浮图之事”的亦儒亦佛的生活(详见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)。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,忙于实现政治抱负,不以文为意,所以作品少,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。被贬永州后,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,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,内心的极度痛苦,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。初到永州,居无定所,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,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,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,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。他曾在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:“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。于零陵(即永州),吾独有得焉。”他改贬柳州后,来到提倡“顿悟”的南宗禅的发源地,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。苏轼曾说:“子厚南迁,始究佛法。作曹溪、南岳诸碑,绝妙古今。”(4)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他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,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。
    柳宗元认为“佛之道,大而多容,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,则思入焉。”(《送玄举归幽泉寺序》)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。受佛禅影响,他悠游山林,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“与万化冥合”的禅意。他早有悠游山间林泉的好尚,“夙抱丘壑尚,率性恣游遨。”(《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》)贬永州后,随着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加深,加上认为自己“既委废于世,恒得与是山水为伍”(《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》),于是,“自肆于山水间”(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),更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,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,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,以排解心中的郁结。他在《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》中这样写道:“谪弃殊隐沦,登陟非远郊。所怀缓伊郁,讵欲肩夷巢?”可见他登临游览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宽解胸中的郁闷。他毫不掩饰自己是满怀牢骚来游览登临的。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常常这样开头:
    “隐忧倦永夜,凌雾临江津。”(5)
    “拘情病幽郁,旷志寄高爽。”(6)
    “窜身楚南极,山水穷险艰。”(7)
    “苦热中夜起,登楼独褰衣。”(8)
    在永州十年间,他经常与朋友、僚属“上高山,入深林,穷回溪,幽泉怪石,无远不到。”在浪迹山水、悠游山林的过程中,他确实于自然山水中寻到过慰藉,体会过与自然冥然化合的境界,这种“心凝神释,与万化冥合”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,则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。
    除了悠游山林,他还植竹禾,艺花卉以自遣,“筑室茨草,为圃乎湘之西。穿池可以渔,种黍可以酒,甘终为永州民。”(《送从弟谋归江陵序》)过着“把锄荷锸,决泉为圃”和“浚沟池,艺树木,行歌坐钓,望青天白云”(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)的闲适生活。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,清静淡泊、恬然自适的生活情趣,也正是受佛禅影响的结果。
二、对佛教独特的看法——融会佛儒
   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,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。他虽然好佛,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。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:一是参与永贞革新,一是领导古文运动。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、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。他既身体力行了“励材能,兴功力,致大康于民,垂不灭之声”(《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》)的政治理想,又明确提出“文者以明道”(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“辅时及物”(《答吴武陵论〈非国语〉书》)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“取道之源”(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的原则。他早年“颇慕古之大有为者”(《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》),热衷仕进、向往功名,自言“少时陈力希公侯,许国不复为身谋”(《冉溪》),“勤勤勉励,唯以中正信义为志,以兴尧舜孔子之道、利安元元为务”(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)。即使在被贬逐后,他仍坚持“仕虽未达,无忘生人之患”(《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》)的儒家思想。
    柳宗元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家的济世之志,又主张融会佛儒。在《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》文中,柳宗元认为,“孔子无大位,没以馀言持世,更杨、墨、黄、老益杂,其术分裂,而吾浮图说后出,推离还源,合所谓生而静者。”这一段话的大意是说佛教与杨朱、墨家、黄老之学等都一样,究其本源而言都是与孔子的儒学一致的。柳宗元力图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融佛,而唐代慧能所传的南宗禅则是从佛教的立场把儒学融于佛,二者有接近的趋向。故柳宗元最反对那些弄神弄鬼的“诬禅乱教”,而推崇慧能开创的南宗禅。
    尽管柳宗元自称“自幼好佛”,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,(9)而宋志磐的《佛祖统纪》就把柳宗元列入天台法嗣之中。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,他博采众家,苏轼赞许他“儒释兼通、道学纯备。”(10)他对佛教的接受,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,以图“统合儒释”,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。他在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、《送僧浩初序》等文中,都提出并阐述过“统合儒释”这一思想主张。他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,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,对佛教徒那种与儒家道德相违背的“无夫妇父子”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,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原则出发,他也反对佛教徒“不为耕农蚕桑”而坐食的行为。而自己所注重的,是佛教这些外在迹象掩蔽下的内在“韫玉”,即与儒家的经典《易》、《论语》相合的义理精神。一般说来,儒家“入世”,释家“出世”,似大有牾,但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,主张“悉取向之所以异者,通而同之”,“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,要之与孔子同道”(《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》)。通过他的独特理解,二者不但能相圆通,而且是相辅相成的。这表现在三个方面:
    (一)是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
    他非常赞同慧能的“恩则孝养父母,义则上下相怜”(《坛经·疑问品》)的孝道思想,认为“金仙氏之道,盖本于孝敬”、“释之书有《大报恩》十篇,咸言由孝而极其业……于元师,吾见其不违,且与儒合也。”对“行求仁者以冀其心”,“由孝而极其业”的元师尤为赞赏,对那些“去孝以为达,遗情以贵虚”,“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”的僧人提出批评。
    (二)是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
    他认为“儒以礼立仁义,无之则坏;佛以律持定慧,去之则丧。是故离孔子仁义者,不可与言儒;异律于定慧者,不可与言佛”,“儒以礼行,觉以律兴”(《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》)。他非常反对那种“小律而去经”的做法。对律宗深有好感:“其有修整观行,尊严法容,以仪范于后学者,以为持律之宗焉”(《送琛上人归南觐省序》),而对禅学末流,持明显的批判态度:“而今之言禅者,有流荡舛误,迭相师用,妄取空语,而脱略方便,颠倒真实,以陷乎己,而又陷乎人”(《送琛上人南游序》);“传道益微,而言禅最病。拘则泥乎物,诞则离乎真,真离而诞益胜。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,皆诬禅以乱其教,冒于嚣昏,放于淫荒”(《龙安海禅师碑》)。他将佛教的律类比与儒家的礼,如没有礼则无所谓儒家,没有律也就无所谓佛教了。
    (三)是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
    在柳宗元看来,“其教人,始以性善,终以性善,不假耘锄,本其静矣”(《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》)的佛教,“可以转惑见为真智,即群迷为正觉,舍大暗为光明”(《永州龙兴寺西轩记》),所以应将“真乘法印,与佛典并用”(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),以“丰佐吾道”,实行教化。实际上就是把佛教作为工具,利用其宗教力量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。他治理柳州就是实施了这一“援佛济儒”的主张。他一方面认为“人去其陋,而本于儒”,到柳州两个月,就重修孔庙,期待以儒家学说对当地尚未开化的群众进行教化,使他们能够“孝父忠君,言及礼义”(《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》)。一方面又认为对于“董之礼则顽,束之刑则逃”的蒙昧边民来说,“唯浮屠事神而语大,可因而入焉,有以佐教化”(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),于是主持修复大云寺,借佛教以达到“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”(《柳州复大云寺记》)的目的。可见,他修佛寺完全是功利性的,不是出于信仰的动机,而是作为一种治世化人的手段。
    柳宗元不仅以固有的儒家观点来审视佛教理论,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审视僧人。他所称道的僧人,都是具有顽强毅力,严谨持身,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绝无纵肆懈怠之态的高僧。他们既有明确的目标,积极的行为,又有“不爱官,不争能”的高尚的精神境界。“这些僧人不是以出世者的面目呈现在柳宗元的文中,而更象严以律己、勤于求道教人的学者,……他们在自己的信仰领域内,所作所为皆有目的,有成效,他们的人生意义主要不在虚幻的解脱成佛,而表现为行道的积极追求。”(11)由此可见,柳宗元是按照他固有的儒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及僧人的。“统合儒释”,实际上是援佛济儒。“柳宗元的禅世界处处洋溢着一种不可须臾即离的儒风。……所以柳宗元的禅世界是禅为表、儒为里,禅为用、儒为体的统合禅儒的世界,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禅世界”。(12)
    正如章士钊先生指出的那样:“子厚自幼好佛,并不等于信佛。求其道三十年而未得,自不足言信仰。”柳宗元对佛教及作用的独特理解,使他在追求超脱时,又不能忘怀政治,难以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,虽有好佛、参禅之举,却无彻底解脱之意,只能徘徊于儒与佛、入世与出世、社会与自然之间。其山水诗作便常常传达出这种矛盾状态:
    “进乏廊庙器,退非乡曲豪。”
    “喧卑岂所安?任物非我情。”
    “仙驾不可望,世途非所任。”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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